近代以来，所有大国的崛起，所有重大的文明历史进程，无一不与大学的核心作用相联系。
在我们习惯的思维里，生产力决定一切，文化是依附于生产力的，甚至只是社会生活的某种点缀和补充。然而，如果将生产力视为外在于人的实体，就无法解释，500年前欧洲生产力水平远不如阿拉伯、印度发达，更比不上中国――发现美洲的哥伦布船队的规模，仅仅是此前八十多年郑和下西洋船队规模的数百分之一，可是500年后欧洲却突然发展出史无前例的强势文明，并且席卷全球，取得了对所有其它文明的绝对优势。
耐人寻味的是，每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崛起的过程，无一例外地都有大学的参与。大学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前，在每一个现代民族立国之前或者之初，就已经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最早的大学形成于中世纪意大利，11世纪左右形成了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分别由医学和法律学校演变而来。12世纪后半叶，法国有了依托修道院的巴黎大学，随后英国也建立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和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远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两个世纪。在德语地区，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科隆和爱尔福特于14世纪建立了大学，它们都远远早于国家的近代化进程。
有哪个现代强国崛起于没有大学的背景吗？有哪所一流大学所在的国家不强大吗？没有！莱顿大学成立比较晚，1575年，当时荷兰还刚爆发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十多年后他们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
美国学者科尔著《大学的功用》中指出，1520年之前欧洲已经形成的社会组织，一直以同样的形式维持到20世纪的还有85个，其中3个是议会，12个是教会，而有70个是大学。所有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直接相关的组织都永远地消失了，唯有一些超越具体利益、承担文化使命的组织，才能穿越历史，照亮走出中世纪的整个文明进程。
柏拉图Academy（学院）代表的理性精神，追求万物背后的数学化、逻辑化规则，构成西方大学的基本传统。
今天的欧美各国，无论是人种上，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起源上，大都跟古代希腊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们的文化坐标上无不有那个半岛的位置，在他们的国家建筑、政府标志、博物馆、文教体系以及日常生活里，都能找到希腊文化的重重印迹。为什么呢？西方人强大的全部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
希腊文明自古就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文明，人们居然不是直接依赖自己所寄居的土地及其自然生态而生存，而是通过广泛的工商业活动，间接地获得生存资源，建构非自然的人工化的秩序。相应的，他们的观念里，理性主义的思维远远超过自然主义的思维。
商人经常航行在单调、枯燥、危险的海上，与农夫以感性的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接跟土地亲密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只有太阳、月亮、星空，需要确定自己的方位，没有办法获得任何凭借，只有掌握天文学、几何学知识，学会精确的数学计算。
商人在交易过程中，关心商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关心商品本身，他老是要算账，盘算着数字的比例关系，于是数字化的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毕达哥拉斯相信，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万物并不是实在的，它背后的数字才是实在。这相当于我们今天说，身份证号码比本人更实在。这看似很荒唐，但他们以这种思维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数理科学体系和符号系统，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化时代，世间万物，居然无不归于简单的数字关系。在今日互联网上，就是只认ID，不认活生生的本人。
商人需要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系，他们游走异乡，需要遵循公认的规则和契约。商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自愿进行的，讲究的是互利双赢，如果像我们常见的那样见人宰一把，信誉很快就会破产，这对一个商业文明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因此他们高度重视法律。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蕴含了这种城邦文明的文化奥秘。万物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逻各斯决定的，形式Form规定着事物的本质，而质料Material只是被动的可能性。因此，掌握万物的关键就在于把握普遍的形式。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阿基米德的力学，都是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则是用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这里看出，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的直觉、感悟、形象，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和谐的、诗意的关系不同，西方智者自古就试图用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和情感的理性思维，追求物质外表之上的抽象形式、规律、秩序，追求一种普遍的Logos，并且严格采用逻辑化的语言、数学化的思维和实证的方法。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奠定的大学传统。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人，那时哲学家还只有单个人之间的联系，谈不上建立大学传统。他本是一个商人，可他老是有好奇心，去探索一些无关乎自己经商赚钱的事情。他很穷，因为有一点钱就在旅行中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一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预测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于是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并抬高价格，赚了一把钱。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有智慧的人如果想赚钱，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
可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晚上泰勒斯行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看出第二天会下雨，却不料脚下正有一个坑，走着走着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第二天果然下雨了，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两千多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才特地为他平反。而这时的人类历史也证明，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许多希腊哲学家都留下类似的轶闻和格言，尽管大多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这仍然说明他们代表一种传统精神。赫拉克利特本是一个王子，可是他不愿继承王位，更乐于隐居山中求索真理。德谟克利特说，认识一个个必然性，比做波斯王还快乐。毕达哥拉斯发现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之后，他的弟子们宰了一百头牛，宴请全城的人来庆贺。
苏格拉底声称，不加反思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但他却因为他的辩论术惹恼了自以为是到有点麻木的雅典民众，被视为亵渎神灵，因而被公民投票判处死刑。可他尊重法律，放弃了所有保全性命的途径，安危赴死，成为后来西方文化里与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同样感人的故事。
柏拉图认为，万物背后的理念才是绝对的、最高的智慧。他声称，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当国王。我们中国人会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最典型的轶闻莫过于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男女之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关系，完全只有精神上的恋爱。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居然对此当真，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都要终成眷属，子孙满堂才行。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跟中国大学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有两幅画可以说明。一幅是拉斐尔的《雅典学派》，藏在梵蒂冈博物馆里，画面上人们都在一个大厅里，没有上下尊卑，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干各的事，或是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他的老师柏拉图平列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个人都要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它。另一幅不知是谁的《孙子讲学》，显示中国大学的情形，老师在台上，在中央，显得很大，学生画得很小，在周围。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要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真正的智者，平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快乐，就是追求智慧。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在所有人类文明里是共同的。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是在脱衣洗澡的一瞬间，他竟光着身子跑上街狂呼起来；当罗马士兵冲进来举刀欲砍时，他平生最后一个愿望，竟是请求让他完成最后一个实验。所有学过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人都会惊叹其简洁完美，仅以五条自明的公理，从点、线、面几个概念出发，竟能把平面几何的所有规律用逻辑全部推演出来，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空隙，没有任何皱折，一切那么光亮透明，浑然一体。一个初中少年对数学乃至整个科学世界的最早敬畏可能就从此形成，当他能够推演出一条一条定理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自己融入到了最伟大的智慧之中，所达到的快乐是无法用以言语形容的。西方学者尤其是科学家们的心灵关怀里大多都有这种体验。
两千多年前，欧几里得的学校里众多弟子跟他一样，对这一套走火入魔。有个学生提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问题：老师啊，你这东西挺好玩，可它有什么用呢？这一下竟把欧几里得给问住了！这东西没用啊！没用还这样神魂颠倒干吗？不知是老师觉得惭愧，还是不想纠缠，干脆叫仆人拿两个铜板交给学生：对不起，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有用的东西吧。
为求知而求知。这种智慧嵌入人们内心深处，建构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正是从这个内心世界里走出的人们，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德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全面形成，它也带来了德意志民族的全面、迅速崛起。
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有一位叫费希特的哲学家，发表《告德意志人民书》，轰动整个德意志民族，他唤醒德意志人的民族精神，不能满足于精神世界的充实，而要通过追求现实世界的力量，实现自我的超越。他呼吁德国通过发展教育振兴民族精神，实现民族的使命。只有教育能够使个人的道德、知识、体力、经济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许多政治家，包括普鲁士皇帝，也相信国家崛起的关键是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作为教育大臣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建立了柏林大学，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洪堡的大学理念主要体现为两个基本原则，一，大学是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机构；二，大学独立自治，思想自由，超越政治、经济、宗教的目的。
首先，洪堡理念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大学教师必须对所从事的学科进行研究，必须具有创造精神与能力，必须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洪堡指出，大学应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他认为，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有根本区别，中小学教育只是传授既定的知识，而高层次的大学教师则是与学生共同探求新的知识。洪堡理念把大学由死气沉沉的知识载体，变成了生机盎然的智慧温床。实验室与研讨班相结合的制度使大学开始成为科学研究与发明的主要机构。科学发明机构主要不再国家和企业组建的专门研究机构，而直接就是大学。
第二，洪堡强调大学的独立性，大学不受政治、商业等因素的干预。大学是精神的殿堂，是追求知识的象牙塔，它应该为了知识本身的价值而追求知识，追求科学的内在联系，而决不能与非学术目标混在一起。惟其于此，大学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最高手段。
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牢记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他又抛弃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以绝对的能动的“自我”作为他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起点。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必须培养人的自决能力，而不是培养人们适应能力。教育首先不是着眼于实用，不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和理解能力，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己做出有正确的选择。
19世纪2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德国大学成为世界文化与科学中心，成为全世界的楷模。继下来的一个世纪，德国人获得的科学与技术成就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这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它在短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并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实现国家统一。来自英国、美国、日本的学生把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带回去，美国传统的大学获得彻底改造，形成了至今居支配地位的研究型大学。
当今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的立国史，也是文化明显先于制度，大学远早于他们的国家及其宪法。
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不止一个级别，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拉美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挣脱不出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美会有如此区别呢？
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是早期北美移民文化上的优越。他们是一批清教徒，即加尔文教徒。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但所有美国历史仍然要从这里开始写起。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因为“五月花”上人们的信仰与理想代表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定居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生怕脱离欧洲大陆的文化传承，于是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北美的剑桥，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学院。18世纪初的北美又有了耶鲁学院，它们都远在美国形成之前。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第一，他们是清教徒，第二，他们建立了大学。我以为，这就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真正奥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宪法又是怎么来的？
俄罗斯虽然处在欧洲的边缘，但它的东正教与西方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得一世的强制改革，把俄国拖入欧洲文明的进程。1725年俄国建立的西方式科学院，175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则标志着它以深刻的文化创造力，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的自我推动。在19世纪，大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实现着现代理性精神的启蒙。
苏联曾是20世纪唯一能与欧美抗衡的超级大国，它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增长速度的最高纪录，它拥有众多当时世界尖端成就，其创造力也源于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带有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个西方人瞧不起的落后的农民国度里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发动一场强行军。苏联是打败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力量，当敌人逼近莫斯科时，斯大林在红场上向开赴前方的将士们说，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他一口气念出16位俄国历史伟人作为理由，他们主要都是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斯大林还下令向被德军团团围困近两年的列宁格勒空运交响乐团，在炮火声里演奏肖斯塔科维奇刚完成的第七交响曲。苏联的最终崩溃，也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趋于僵化、瓦解。
后起民族要依次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制度，第三才是器物；反过来看似捷径，其实走不通。
以色列很强大，人口500万的小小国家什么都有。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第二天就爆发战争，它一直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几乎没有同一级别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正面向它挑战。外人看，它显然是军事立国。可他们自己清楚，它是文化立国。它的教育经费占GDP的8%，这个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中国的三倍多；它的科研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犹太人好读书，他们的人均出版物数量世界最高。
犹太教与基督教同源，犹太人长期生活在欧美，文化基因已经高度互通。他们也意识到大学的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伟大的犹太智者就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以色列工学院、希伯莱大学，希伯莱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开国总统。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在汉字国家里，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一说。西方有没有呢？相同的词汇难找，这不仅是语言形式问题，还因为欧洲文化演进是一个自然过程，近代国家的历史却只数百年到一百年不等，也就无需强调文化改造这一立国前提。
而在非西方国家这里，现代国家制度是由西方全球化潮流带来的，自己尚不具有相应的文化准备，不仅没有相应的科学技术体系，也没有现代法理观念与公民文化认同，这才需要明确的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新加坡的崛起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外部挑战和机遇造成的，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西方文明建构在基督教文化之上，东方民族也需要解决社会的文化认同，他们倾向于强调传统儒家伦理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与信任的作用。
与中国同在东亚的日本，立国之路也是如此。一千多年来，日本从文字、服饰、建筑到生活习俗一直领受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影响，与西方文明同样隔膜。但是，正因为这一岛国一直承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当它原来膜拜的文明被另一种更强大的文明打败，它自己也遭到威胁时，尽管它一开始也抵制，但终究无法抗拒时，还是更倾向于深入了解对手。因为这不过是把主动学习的对象由传统中国变更到现代西洋。明治维新一开始旨还在“尊王攘夷”，很快却变成了全面向西方开放学习的“脱亚入欧”，这样转变时他们的内在支点并没未改变，反而更加强化，那就是以天皇为核心凝聚成一个现代民族，形成现代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在这个关键时刻，引导日本国民实现这一转化的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尤其在明治维新之前十年就建立了庆应义塾（日本第一所大学的前身）的福泽谕吉。这个我们实在看不上眼的人怎么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头像印在今天最大面额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呢？他基于所谓文明开化论，鼓吹脱亚入欧的文化战略。大批日本社会的青年精英留学归来，实现一个脱胎换骨的文化基因改造工程，成功跻身于强国之列。它培育出的文化基因，与它本不具有西方现代文化基因类似，譬如说，以天皇崇拜代替基督教信仰，以等级秩序和团队精神弥补法治秩序，以神道教对应清教徒式的信念。
福泽代表一种由虚而实的“文化立国”理念。他认为，一个民族要崛起，要依次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指引的路走的，它成功了。比日本打开国门早得多的中国却走着相反的路。从大规模洋务运动，到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以及继下来的暴力革命，无不是“脚踏实地”的。梁启超逃到日本才发现，这整个就是一条福泽谕吉早就预言走不通的路。如今，又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应首先通过大学的建设等方面致力于人心的改变。中国的大学应该自觉地担负起一种使命，培养更多关注抽象知识、追求智慧的人。它应该是民族的精神摇篮，是国家的思想文化发源地；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交流、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空间；它要促进人内心的自由发展，而不是灌输现成知识、培训职业技能的机构。
（编者注:本文原文共25000余字，限于篇幅，有删节。）
（姚国华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政工研究动态
在我们习惯的思维里，生产力决定一切，文化是依附于生产力的，甚至只是社会生活的某种点缀和补充。然而，如果将生产力视为外在于人的实体，就无法解释，500年前欧洲生产力水平远不如阿拉伯、印度发达，更比不上中国――发现美洲的哥伦布船队的规模，仅仅是此前八十多年郑和下西洋船队规模的数百分之一，可是500年后欧洲却突然发展出史无前例的强势文明，并且席卷全球，取得了对所有其它文明的绝对优势。
耐人寻味的是，每一个现代文明的大国崛起的过程，无一例外地都有大学的参与。大学在欧洲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之前，在每一个现代民族立国之前或者之初，就已经扮演着关键的角色。
最早的大学形成于中世纪意大利，11世纪左右形成了萨莱诺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分别由医学和法律学校演变而来。12世纪后半叶，法国有了依托修道院的巴黎大学，随后英国也建立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西班牙的萨拉曼卡大学和葡萄牙的科英布拉大学可以追溯到13世纪，远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两个世纪。在德语地区，布拉格、维也纳、海德堡、科隆和爱尔福特于14世纪建立了大学，它们都远远早于国家的近代化进程。
有哪个现代强国崛起于没有大学的背景吗？有哪所一流大学所在的国家不强大吗？没有！莱顿大学成立比较晚，1575年，当时荷兰还刚爆发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战争，十多年后他们终于建立了自己的共和国。
美国学者科尔著《大学的功用》中指出，1520年之前欧洲已经形成的社会组织，一直以同样的形式维持到20世纪的还有85个，其中3个是议会，12个是教会，而有70个是大学。所有与经济利益、政治权力直接相关的组织都永远地消失了，唯有一些超越具体利益、承担文化使命的组织，才能穿越历史，照亮走出中世纪的整个文明进程。
柏拉图Academy（学院）代表的理性精神，追求万物背后的数学化、逻辑化规则，构成西方大学的基本传统。
今天的欧美各国，无论是人种上，还是从民族国家的起源上，大都跟古代希腊人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他们的文化坐标上无不有那个半岛的位置，在他们的国家建筑、政府标志、博物馆、文教体系以及日常生活里，都能找到希腊文化的重重印迹。为什么呢？西方人强大的全部奥妙，就是两个东西，一个是科学，一个是法律，都是从希腊哲学演变而来的。
希腊文明自古就是世界上一种独特的文明，人们居然不是直接依赖自己所寄居的土地及其自然生态而生存，而是通过广泛的工商业活动，间接地获得生存资源，建构非自然的人工化的秩序。相应的，他们的观念里，理性主义的思维远远超过自然主义的思维。
商人经常航行在单调、枯燥、危险的海上，与农夫以感性的方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直接跟土地亲密接触不一样，他们看到的除了茫茫大海，只有太阳、月亮、星空，需要确定自己的方位，没有办法获得任何凭借，只有掌握天文学、几何学知识，学会精确的数学计算。
商人在交易过程中，关心商品的价值远远超过关心商品本身，他老是要算账，盘算着数字的比例关系，于是数字化的思维很发达，毕达哥拉斯主义就产生了。毕达哥拉斯相信，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万物并不是实在的，它背后的数字才是实在。这相当于我们今天说，身份证号码比本人更实在。这看似很荒唐，但他们以这种思维建立起普遍有效的数理科学体系和符号系统，发展到今天的数字化时代，世间万物，居然无不归于简单的数字关系。在今日互联网上，就是只认ID，不认活生生的本人。
商人需要建立广泛的贸易联系，他们游走异乡，需要遵循公认的规则和契约。商人之间的交往，是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自愿进行的，讲究的是互利双赢，如果像我们常见的那样见人宰一把，信誉很快就会破产，这对一个商业文明来说无异于自取灭亡，因此他们高度重视法律。
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哲学蕴含了这种城邦文明的文化奥秘。万物直接呈现的物质形态，是由其背后的理念、形式或逻各斯决定的，形式Form规定着事物的本质，而质料Material只是被动的可能性。因此，掌握万物的关键就在于把握普遍的形式。毕达哥拉斯的数学主义，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阿基米德的力学，都是具体掌握自然万物规律的方法；由斯多葛学派到罗马法，则是用这种思维来规范社会制度体系。
这里看出，跟我们中国人注重的直觉、感悟、形象，在人和自然之间建立一种生动的、和谐的、诗意的关系不同，西方智者自古就试图用一种超越任何个人意志和情感的理性思维，追求物质外表之上的抽象形式、规律、秩序，追求一种普遍的Logos，并且严格采用逻辑化的语言、数学化的思维和实证的方法。这就是柏拉图的Academy奠定的大学传统。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泰勒斯是代表希腊智慧的第一人，那时哲学家还只有单个人之间的联系，谈不上建立大学传统。他本是一个商人，可他老是有好奇心，去探索一些无关乎自己经商赚钱的事情。他很穷，因为有一点钱就在旅行中花掉了。所以有人说，哲学家是一些没用的人，赚不到钱的人。据说，泰勒斯有一年运用他的知识，预测那一年雅典的橄榄会丰收，于是就租下全城所有榨橄榄的机器，并抬高价格，赚了一把钱。他用自己的行动证明，有智慧的人如果想赚钱，他是可以比别人赚得多的，但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有更乐于追求的东西。
可还有一个故事说，一个晚上泰勒斯行走在旷野上，抬头看着满天星斗，他看出第二天会下雨，却不料脚下正有一个坑，走着走着掉进去了，差点摔死。别人把他救起来，他说谢谢你，你知道吗，明天会下雨啊！第二天果然下雨了，于是又成了一个笑话：哲学家只知道天上的事情，却不知道脚下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两千多年以后，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才特地为他平反。而这时的人类历史也证明，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许多希腊哲学家都留下类似的轶闻和格言，尽管大多可能是后人杜撰的，但这仍然说明他们代表一种传统精神。赫拉克利特本是一个王子，可是他不愿继承王位，更乐于隐居山中求索真理。德谟克利特说，认识一个个必然性，比做波斯王还快乐。毕达哥拉斯发现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之后，他的弟子们宰了一百头牛，宴请全城的人来庆贺。
苏格拉底声称，不加反思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但他却因为他的辩论术惹恼了自以为是到有点麻木的雅典民众，被视为亵渎神灵，因而被公民投票判处死刑。可他尊重法律，放弃了所有保全性命的途径，安危赴死，成为后来西方文化里与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同样感人的故事。
柏拉图认为，万物背后的理念才是绝对的、最高的智慧。他声称，只有哲学家才有资格当国王。我们中国人会笑：秀才造反三年不成。他最典型的轶闻莫过于所谓柏拉图式的爱情，男女之间没有任何身体上的关系，完全只有精神上的恋爱。中世纪的骑士传奇居然对此当真，这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最美丽的爱情故事都要终成眷属，子孙满堂才行。
亚里士多德说：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西方大学跟中国大学有一个很不同的地方，有两幅画可以说明。一幅是拉斐尔的《雅典学派》，藏在梵蒂冈博物馆里，画面上人们都在一个大厅里，没有上下尊卑，没有地位等级，大家各干各的事，或是相互交流，亚里斯多德与他的老师柏拉图平列在一起，争论得面红耳赤。谁都不代表真理，老师也不一定有真理；真理高于一切，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每个人都要通过自己的理性去领悟它。另一幅不知是谁的《孙子讲学》，显示中国大学的情形，老师在台上，在中央，显得很大，学生画得很小，在周围。学生什么都不知道，一个个要问老师，老师什么都知道，他是发布真理的，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真正的智者，平生最大的关怀，最大的快乐，就是追求智慧。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在所有人类文明里是共同的。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是在脱衣洗澡的一瞬间，他竟光着身子跑上街狂呼起来；当罗马士兵冲进来举刀欲砍时，他平生最后一个愿望，竟是请求让他完成最后一个实验。所有学过欧几里得平面几何的人都会惊叹其简洁完美，仅以五条自明的公理，从点、线、面几个概念出发，竟能把平面几何的所有规律用逻辑全部推演出来，相互之间没有任何矛盾，没有任何空隙，没有任何皱折，一切那么光亮透明，浑然一体。一个初中少年对数学乃至整个科学世界的最早敬畏可能就从此形成，当他能够推演出一条一条定理的时候，他会感觉到他自己融入到了最伟大的智慧之中，所达到的快乐是无法用以言语形容的。西方学者尤其是科学家们的心灵关怀里大多都有这种体验。
两千多年前，欧几里得的学校里众多弟子跟他一样，对这一套走火入魔。有个学生提了一个我们很熟悉的问题：老师啊，你这东西挺好玩，可它有什么用呢？这一下竟把欧几里得给问住了！这东西没用啊！没用还这样神魂颠倒干吗？不知是老师觉得惭愧，还是不想纠缠，干脆叫仆人拿两个铜板交给学生：对不起，你还是到别的地方去找有用的东西吧。
为求知而求知。这种智慧嵌入人们内心深处，建构一个独立的精神世界，正是从这个内心世界里走出的人们，最终才能改变外部世界。
德国现代大学的诞生，标志着现代大学的全面形成，它也带来了德意志民族的全面、迅速崛起。
十九世纪初的德国四分五裂，被拿破仑打得呜乎哀哉，割地、赔款、求和，穷得不能再穷，窝囊得不能再窝囊了。有一位叫费希特的哲学家，发表《告德意志人民书》，轰动整个德意志民族，他唤醒德意志人的民族精神，不能满足于精神世界的充实，而要通过追求现实世界的力量，实现自我的超越。他呼吁德国通过发展教育振兴民族精神，实现民族的使命。只有教育能够使个人的道德、知识、体力、经济能力得到充分发挥。
许多政治家，包括普鲁士皇帝，也相信国家崛起的关键是精神崛起，而精神崛起的最高手段就是大学。洪堡作为教育大臣成为内阁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他建立了柏林大学，首任校长就是哲学家费希特。洪堡的大学理念主要体现为两个基本原则，一，大学是教学与科研结合的机构；二，大学独立自治，思想自由，超越政治、经济、宗教的目的。
首先，洪堡理念强调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大学教师必须对所从事的学科进行研究，必须具有创造精神与能力，必须以追求真理为最高目的。洪堡指出，大学应视科学为一尚未完全解答的问题，因而始终处于探索之中。他认为，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有根本区别，中小学教育只是传授既定的知识，而高层次的大学教师则是与学生共同探求新的知识。洪堡理念把大学由死气沉沉的知识载体，变成了生机盎然的智慧温床。实验室与研讨班相结合的制度使大学开始成为科学研究与发明的主要机构。科学发明机构主要不再国家和企业组建的专门研究机构，而直接就是大学。
第二，洪堡强调大学的独立性，大学不受政治、商业等因素的干预。大学是精神的殿堂，是追求知识的象牙塔，它应该为了知识本身的价值而追求知识，追求科学的内在联系，而决不能与非学术目标混在一起。惟其于此，大学才能成为国家发展的最高手段。
柏林大学首任校长费希特牢记康德的名言：人是目的，而不是手段；他又抛弃了康德的“物自体”概念，以绝对的能动的“自我”作为他的唯心主义哲学的起点。费希特指出：教育首先必须培养人的自决能力，而不是培养人们适应能力。教育首先不是着眼于实用，不是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要唤醒学生的力量，培养他们的主动性，抽象的归纳和理解能力，使他们能在目前还无法预料的未来局势中，自己做出有正确的选择。
19世纪20年代以后直到20世纪，德国大学成为世界文化与科学中心，成为全世界的楷模。继下来的一个世纪，德国人获得的科学与技术成就比英法两国的总和还多，这给德国带来了巨大的动力，它在短时间完成了工业革命与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并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打败法国，实现国家统一。来自英国、美国、日本的学生把他们的高等教育系统带回去，美国传统的大学获得彻底改造，形成了至今居支配地位的研究型大学。
当今世界最大的超级大国的立国史，也是文化明显先于制度，大学远早于他们的国家及其宪法。
美国比拉丁美洲要富裕得多，不止一个级别，今天仍是如日中天。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就有所谓拉丁美洲现象，拉美被卡在一个无望的挣脱不出的陷阱里。为什么美国和拉美会有如此区别呢？
当时中南美洲的条件比北美要好得多，北美连高级的印第安文明都没有，而中美和南美有辉煌的印加文明，阿兹特克文明，有玛雅文明。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北美的强大呢？是早期北美移民文化上的优越。他们是一批清教徒，即加尔文教徒。今天人们都知道，北美最早移民是“五月花”号船上搭乘的103名清教徒。其实，“五月花”到达北美时，那里已经有一千多移民了，但所有美国历史仍然要从这里开始写起。为什么历史学家这样偏爱这103人呢？因为“五月花”上人们的信仰与理想代表美国精神的源头，形成了韦伯所谓资本主义的新教伦理。这些新教徒定居只有16年，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就生怕脱离欧洲大陆的文化传承，于是建立了北美最早的大学，北美的剑桥，第二年以最大捐赠者名字命名为哈佛学院。18世纪初的北美又有了耶鲁学院，它们都远在美国形成之前。
由此看来，北美移民一开始就很特殊，第一，他们是清教徒，第二，他们建立了大学。我以为，这就是美国今天这么强大的真正奥妙。清教徒们一上岸就与伊比利亚人不同，他们只过了16年就建立了大学，160年后才建立美国和美国宪法。你说文化重要还是制度重要？先有大学还是先有宪法？宪法又是怎么来的？
俄罗斯虽然处在欧洲的边缘，但它的东正教与西方文化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彼得一世的强制改革，把俄国拖入欧洲文明的进程。1725年俄国建立的西方式科学院，1755年建立的莫斯科大学，则标志着它以深刻的文化创造力，努力实现国家发展的自我推动。在19世纪，大批俄罗斯知识分子在西方文化与本土文化的激烈冲突中实现着现代理性精神的启蒙。
苏联曾是20世纪唯一能与欧美抗衡的超级大国，它创造了世界工业化增长速度的最高纪录，它拥有众多当时世界尖端成就，其创造力也源于19世纪俄罗斯文化的全面发展，以及带有斯拉夫特色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作用，在这个西方人瞧不起的落后的农民国度里凝聚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发动一场强行军。苏联是打败法西斯德国的主要力量，当敌人逼近莫斯科时，斯大林在红场上向开赴前方的将士们说，伟大的俄罗斯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他一口气念出16位俄国历史伟人作为理由，他们主要都是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科学家。斯大林还下令向被德军团团围困近两年的列宁格勒空运交响乐团，在炮火声里演奏肖斯塔科维奇刚完成的第七交响曲。苏联的最终崩溃，也是因为它的意识形态趋于僵化、瓦解。
后起民族要依次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第二是制度，第三才是器物；反过来看似捷径，其实走不通。
以色列很强大，人口500万的小小国家什么都有。它建国只比新中国早一年，建国第二天就爆发战争，它一直处在百倍的敌对人口包围之下，但几乎没有同一级别的对手了，没有一个国家敢正面向它挑战。外人看，它显然是军事立国。可他们自己清楚，它是文化立国。它的教育经费占GDP的8%，这个比例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是中国的三倍多；它的科研效率是世界上最高的；犹太人好读书，他们的人均出版物数量世界最高。
犹太教与基督教同源，犹太人长期生活在欧美，文化基因已经高度互通。他们也意识到大学的重要。在它还根本无法建国的时候，伟大的犹太智者就就在耶路撒冷建立了以色列工学院、希伯莱大学，希伯莱大学建校校长魏茨曼就是后来以色列开国总统。大学比他们的国家还早25年。在汉字国家里，日本、新加坡、韩国都有文化立国一说。西方有没有呢？相同的词汇难找，这不仅是语言形式问题，还因为欧洲文化演进是一个自然过程，近代国家的历史却只数百年到一百年不等，也就无需强调文化改造这一立国前提。
而在非西方国家这里，现代国家制度是由西方全球化潮流带来的，自己尚不具有相应的文化准备，不仅没有相应的科学技术体系，也没有现代法理观念与公民文化认同，这才需要明确的文化立国的国家战略。韩国、新加坡的崛起虽然很大程度上是外部挑战和机遇造成的，但他们清醒地意识到了西方文明建构在基督教文化之上，东方民族也需要解决社会的文化认同，他们倾向于强调传统儒家伦理对于维持社会秩序与信任的作用。
与中国同在东亚的日本，立国之路也是如此。一千多年来，日本从文字、服饰、建筑到生活习俗一直领受着中国文化的全面影响，与西方文明同样隔膜。但是，正因为这一岛国一直承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当它原来膜拜的文明被另一种更强大的文明打败，它自己也遭到威胁时，尽管它一开始也抵制，但终究无法抗拒时，还是更倾向于深入了解对手。因为这不过是把主动学习的对象由传统中国变更到现代西洋。明治维新一开始旨还在“尊王攘夷”，很快却变成了全面向西方开放学习的“脱亚入欧”，这样转变时他们的内在支点并没未改变，反而更加强化，那就是以天皇为核心凝聚成一个现代民族，形成现代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在这个关键时刻，引导日本国民实现这一转化的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是一位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尤其在明治维新之前十年就建立了庆应义塾（日本第一所大学的前身）的福泽谕吉。这个我们实在看不上眼的人怎么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头像印在今天最大面额一万日元钞票上的呢？他基于所谓文明开化论，鼓吹脱亚入欧的文化战略。大批日本社会的青年精英留学归来，实现一个脱胎换骨的文化基因改造工程，成功跻身于强国之列。它培育出的文化基因，与它本不具有西方现代文化基因类似，譬如说，以天皇崇拜代替基督教信仰，以等级秩序和团队精神弥补法治秩序，以神道教对应清教徒式的信念。
福泽代表一种由虚而实的“文化立国”理念。他认为，一个民族要崛起，要依次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与经济的改变。把这个顺序颠倒过来，表面上看是捷径，但最后是走不通的。近代日本基本上按福泽指引的路走的，它成功了。比日本打开国门早得多的中国却走着相反的路。从大规模洋务运动，到轰轰烈烈的变法维新以及继下来的暴力革命，无不是“脚踏实地”的。梁启超逃到日本才发现，这整个就是一条福泽谕吉早就预言走不通的路。如今，又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应首先通过大学的建设等方面致力于人心的改变。中国的大学应该自觉地担负起一种使命，培养更多关注抽象知识、追求智慧的人。它应该是民族的精神摇篮，是国家的思想文化发源地；是一个自由探索、自由交流、自由思想、自由表达的空间；它要促进人内心的自由发展，而不是灌输现成知识、培训职业技能的机构。
（编者注:本文原文共25000余字，限于篇幅，有删节。）
（姚国华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哲学系教授）
来源：政工研究动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