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闽苏同学首先谈到了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背景――前清学术。他说到，清代学术在启蒙期曾经拥有诸多流派和方向，但是到了全盛期，只有其中的正统派，即考据派获得了充分发展，一家独大。但随着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传入，清代学者的学术领域和学术方法过于狭窄和单一的问题也日渐暴露出来。在清学内部，便出现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古文经学的代表即正统的考据派。今文经学派的代表人物却不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学者，而是有救国使命的仁人志士。当学术成为了实现某种政治理念的工具或是救国的口号，那么盛极一时的清代学术也就走到了尽头。然而，中国学术却以一种新的“范式”，即“中国现代学术”的“范式”存活下来，不同于清代学术过于狭隘的研究领域和过于单一的研究方法，而是努力的在传统与汹涌的西潮中间达成一种谅解。这样的努力势必不会白费，因此很有必要作一番探讨。
接着，他从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北京大学展开论述。他说北京大学的起点应定在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它是第一所真正承载中国现代学术的的综合性大学。明白了这一点，才能明白中国现代学术和中国古代学术在诸多精神和方法的藕断丝连的背后有着学术基础、思想基础上本质的不同。作为起点，京师大学堂和后来北京大学的发展其实并不能完全归功于“五四”时期的大变革，晚清一代人就曾经做了功不可没的努力。当时在众多赔款的重压之下，清政府办学捉襟见肘，于是聘请了一个美籍传教士丁韪良总领其事，全权负责大学堂的一切管理工作。经历了1900年的庚子拳变和八国联军侵华，因社会的动荡而不得不停办两年的京师大学堂在1902年，经管学大臣张百熙重新整顿开学，惨淡经营，才终于保住了大学堂的命脉，并逐渐走上了正规化的道路。正是在张百熙们的惨淡经营和不懈努力下，京师大学堂才完成了向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也就是中国现代学术的摇篮的交接。1912年，京师大学堂正式更名为北京大学，虽然首任校长是中国近代的大思想家严复，但是真正使北京大学在中国思想史、学术史上真正开始崭露头角无疑是从蔡元培开始，他为中国的现代学术带来的是思想环境。他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执掌学校为现代学术提供了基础，他的“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管学方式为现代学术的自由发展创造了条件。
如果说蔡元培为中国现代学术带来了有利的思想环境，那么给中国学术转型带来切实方法的要以著名的北大教授胡适最为典型。被他推崇备至的“科学方法”被凝结为一个十个字的口号，“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他大肆宣扬西方科学的研究方法与中国传统的契合，并使他的“科学方法”学说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就获得了中国学界的广泛认可，他造成的积极效果是不仅在中国现代学术中保存了传统的延续，他主张按照西方的学科分类对国学加以分科研究，并普及了“经子平等”、“今古文平等”、“雅俗平等”等治学观念，对中国现代学术的学科体系重建和研究范围的拓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传统文化失落，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盛行等问题又在这过程中越来越明显的暴露出来。
说完了北大，胡闽苏同学接着谈到了章太炎在中国现代学术中的地位，他用四个字来形容：“亦师亦敌”。章太炎的学术起码是具有现代学术的特征的。这主要体现在他的两种著作中。一个是《国故论衡》，一个是《齐物论释》。另外，众多章门学生齐集中国最高学府北大并在中国学术转型中能够发挥决定性的力量，绝对不会是一个巧合，他实际上是促成中国学术克服危机完成转型的关键人物和思想源头。有趣的是，他始终不肯与中国高等教育机构合作。他并不是一个不相信教育力量的人，但他却始终不入官学，我们可以参看他反对学校的理由。“今学校为朝廷所设，利禄之途，使人苟偷，何学术之可望？”“故知学术文史，在草野则理，在官府则衰。” 由此可看出他反对的并不是作为教育机构的学校，而是学校完全为官方控制并受到官方的奖励，这个官方既是清廷，也是民国政府。而这背后代表的是章太炎对于学术自由的终极追求。
最后胡闽苏同学谈到，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是两代人的共同努力完成的，不同思想的相互制衡，伟大学者的不断反思，才共同构成了中国的现代学术，并为后世学术的进步提供了多方向的启示。
时间很快流逝，在思考与掌声中，我们的沙龙结束了。这一次，我们收获颇丰。下一次，又是谁将带领我们进行一场探索之旅呢？让我们期待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