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撞・灵感・传递
――记“法国18世纪音乐中的中国形象”讲座
2016年6月7日上午9点，文综楼1003幢3405迎来了法国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UGA) 音乐学副教授德玛丽（Marie DEMEILLIEZ）女士的法语讲座。此次讲座由苏州大学跨文化研究中心负责中法教育与学术交流的讲座教授迟玉梅担任翻译，由威尼斯人-威尼斯人博彩
副院长李勇教授主持，威尼斯人
的学生参与了本次讲座活动。
讲座伊始，德玛丽副教授作为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和苏州大学的教育与学术交流合作的访问学者，向同学们介绍了其所在的格勒诺布尔-阿尔卑斯大学的地理位置以及专业设置，且欢迎苏州大学的学子前往攻读硕士学位。德玛丽副教授主要的研究领域为音乐理论以及实践，其对芭蕾舞剧的戏剧文学实践亦有涉猎。
本次讲座的题目为《18世纪法国音乐中的中国形象》，德玛丽女士向同学们介绍了16世纪初叶，耶稣会在巴黎成立后，自第一位派往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Mateo Ricci) 始，欧洲开始逐渐了解中国。后来尤以路易十四时代，随着更多的传教士前往中国，在欧洲宫廷产生的中国热(Chinoiserie)。她展示了一系列图片，其中包括18世纪巴黎近郊城堡里具有中国风格的装饰品以及融合了中西文化的瓷器，让同学们感受到中国元素当时对欧洲宫廷贵族社会生活的影响。
德玛丽副教授继而谈到了中国的音乐元素通过传教士的努力，被西方关注并且融入西方音乐的相关情况。她首先介绍了三位对中国音乐元素在法国传播有巨大贡献的传教士，分别是 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金尼阁）、Jean-Baptiste Du Halde（1674-1743 杜赫德）以及 Joseph-Marie Amiot（1718-1793, 钱德明）。金尼阁首次用拉丁文将中国音乐记录下来，并且运用了比较的方法，发现了中西方在乐器以及和声（指出中国音乐中不存在复音）等方面的差异。杜赫德是一位并没有被派入中国，而是通过和其他在中国的传教士通信，用五线谱整理出中国音乐的传教士。他发现了中国音乐只有五音，并且旋律越简单越优美。钱德明翻译了李光地的《古乐经传》，总结出了许多中国的音乐理论，启发了许多后世的作曲家。
之后，德玛丽副教授以早期法国芭蕾中的音乐为例，通过文献和音乐的展示向同学们说明了法国作曲家对中国元素的运用。德玛丽副教授列出了三位为芭蕾配乐的作曲家以及他们所创作的音乐作品。分别是Andre Campra （安德烈 坎普拉）以及他的作品《威尼斯狂欢节》中的最后一幕《舞会》中的‘中国面具’的音乐片段，以及Francois Couperin（弗朗索瓦 库普兰，曾任路易十四的御用管风琴师）的《中国人》篇章，是以巴洛克音乐乐器羽管键琴（巴洛克音乐乐器）独奏为主。Jean-philippe Rameau（让 菲利普 拉莫），深谙Joseph-Marie Amiot（钱德明）之关于中国音乐著作的作曲家，写就了舞剧《圣骑士》，其中第三幕名为《中国塔》，这段音乐背景下，人物们在舞台上围绕 ‘中国塔’起舞，展现了幽默而趣味的场景与气氛。然而，舞蹈风格其实为当时流行的法国舞蹈。最后，此剧的第五幕末尾时，中国人物佩戴面具进入舞台，加入到其他人物群体中，并翩翩起舞。尽管Jean-philippe Rameau（让 菲利普 拉莫）对中国音乐深入了解，他并未将真正的中国音乐元素引入他的这部作品，原因应该是为了迎合于当时法国观众的法国音乐的欣赏情趣，依然以法国音乐为准。
讲座后，德玛丽副教授与李勇教授合影
这些作品都是典型的巴洛克风格音乐，实际上这些作品在创作中既未采用中国乐器、亦未引入中国音乐元素（五音），而是会有西方所理解的中国人物的形象，以及伴随出场时想象中的中国服装、道具、面具等。这些想象中的中国人物，与事实并非相符，常常代表了一种异国情调以及轻松幻想，象征了远方的陌生文化世界，以及自我文化的疏远。
而后，德玛丽副教授突出介绍了一位19世纪末的印象派作曲家Claude Debussy（1862- 1918德彪西），他晚于上述的作曲家，他的作品中开始有意识地融入中国的五音元素，他所创作的《木刻画》中的一幕名为《中国塔》，是其较典型的作品。德彪西的作品并非试图单纯地照搬中国音乐元素，而是籍此打破法国音乐的12音，寻求到一种新的音乐表现形式。
德玛丽副教授还指出实际上18世纪传教士有关中国音乐研究的资料长期被搁置与封存，直到19世纪末，中国参加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博会，当中国建筑展现在西方时，才又一次引发了中国热，对于这些传教士所记录的有关中国音乐的资料的挖掘和研究才重新开始。
德玛丽副教授的讲演结束后，有多位同学与其进行了互动。随后，李勇教授就本次讲座也做了启发性的总结发言。他首先感谢了德玛丽副教授史料的分享和学术性以及教育性的报告。李勇教授认为跨文化是无处不在的，体现在不同领域以及生活细节当中。他继而阐述道：欧洲是如何表现这个文化“他者”的东方的呢 ? 欧洲对东方的认识，与东方的自我认识之间又常常大相径庭，因为欧洲施之于这个文化“他者”的东方以无穷的想象，因此，李勇教授进一步认为：凭借想象，欧洲挣脱了其某些既有的传统化的束缚，使得传统得以创新，正如欧洲的文艺复兴以及启蒙运动，除了希腊复古情节之外，亦存有对东方之爱慕以及追求的思潮，而后者不应再被忽略。
文：黄�；校稿：迟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