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5月4日下午2时，在1005-5339报告厅，举行了海外汉学研究系列讲座之“德国的现代文学翻译与研究”。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教授，著名汉学家、翻译家、诗人沃尔夫冈•顾彬担任主讲嘉宾。本场讲座由王尧教授和季进教授共同主持。
中国文学史上，现代文学的概念，众说纷纭。在顾彬教授的观点里，现代文学应为辛亥革命以后，49年以前；49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应称为当代文学。他提到，他刚参与过的北师大的会议主要讨论了两大问题：中国作家走出去的问题和中国文学的传播问题。这两大问题均涉及国际汉学研究，故须简要介绍。
顾彬教授从“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十分有限”这一老生常谈说起，抽丝剥茧地指出，这种认识当中不乏一元论和本质论的思维。就“本质论”而言，英、美、德、法各国情形俱不相同，因而不能简单地化约到“西方”这个泛化的概念上。而就“一元论”来说，历来的讨论多数只关注汉学界内的研究情况，对学院以外的文化交流事实有欠考量。顾彬指出，至少在德国，真正对中国文学感兴趣的不是汉学家，而是社会知识分子，特别是作家和诗人。他们试图通过阅读中国作品来观看和理解德国自身的文化和政治。例如，鲁迅的作品一度成为他们思考国家、时代、政治与知识分子关系的入口。而在这些自外于学院的群体当中，顾彬指出，记者，尤其是大型报刊的记者，对于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力远远超过汉学家。他说，这种借由学术外围世界来传播、介绍中国文学的做法，并不是始于今时今日。远在歌德时代，这种不成系统，也不一定“科学”的民间传播形式早已逐步展开。
在针对翻译的讨论中，顾彬认为，好的翻译不仅翻出了作品的“来世”，更是翻出了它们在国际市场上的命运。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对莫言、余华等人作品的出色翻译，使得其在欧美极为走俏。与此相反，因为缺乏优秀的诗歌译者，在美国，中国当代诗歌反响平平。他说，这种落差绝非根源于两者在艺术水准上的差异，甚至坦言，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恰恰在于长篇小说。在其看来，这些小说仍执着于讲述一个精彩的故事，以内容为旨归，而鲜能从形式上发展出一种新的可能和现代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顾彬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出了批判和指摘。最后顾彬教授就传统与现代、断裂和继承、语言和诗歌写作的相关问题回答同学提问。
而传播问题也很有意思。从80年代起，德国汉学界与中国文学界有了更多的合作。一种成功的宣扬汉学的方法常常是邀一位中国当代作家，开一场朗诵会，朗读原文与译文，让学生提问，最后很多学生乐于掏钱买书。一场朗诵会要做好，要留时间给读者思考，要有适当的环境，与意境相得益彰。而很多中国作家及汉学界人士均无法朗诵好。顾彬教授曾在教堂内布道的位置朗诵一组宗教角度看世界的诗歌，效果奇好，如同朗诵《圣经》。在德国，诗人总说诗歌原本来自上帝，在歌德以后，诗人方说诗歌是自我创作的，可见诗与宗教缘来已久。除此以外，中国作家的帮助对中国文学传播也起重要作用。虽然中国作家几乎不会外语，但与国外出版社保持联系。
提到当代文学，对台北座谈会上林语堂英文作品，在场作家只读其中文译本，顾彬教授表示不满，因为中文译本中存在好几个问题。谈起来，鲁迅以后，教授最欣赏的当属张爱玲、老舍、戴望舒，在世的则是王安忆。
谈到现代文学研究方式，顾彬教授倡议从欧洲文学角度看中国当代文学，如茅盾《子夜》中北欧神话的痕迹，北岛诗作与西班牙语的关系。丁玲女士的《沙菲女士的日记》与欧洲女权主义相联合，也卖得很好。德国一著名剧作家改编《阿Q正传》，认为阿Q代表了当时的民主德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
自73年后，德国大学生开始想了解中国现代汉语，甚至中国当代文化、经济、历史，出现了中国现当代文学“汉学热”。德国的汉学研究比美国更早，当时也更成功。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开始进入“金钱社会”，中国不少作家下海经商，放弃文学。但汉学家们热情依旧。
提问环节，有同学请教“现代性”为何，顾彬的定位是具先锋性的。90年代末，中国当代文学走回章回体小说的老路，先锋小说时代已结束了。而中国出版业尚未开放，90年代以来又非常商业化。
另一位同学提起海子，认为中国当代文学不能少了海子。但顾彬教授认为海子在创作方式上应属现代作家而非当代作家，因其作品无新成分，仍是重复我们所听到、看到的元素。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顾彬认为其评选由政治标准和语言水平标准两大标准。
活动结束后，顾彬教授又参加了与威尼斯人 同学和其他学院同学的一场足球友谊赛。70多岁高龄的顾彬教授英姿飒爽，处在后卫位置，好几次精彩的拦截，真可谓老当益壮。
（部份摘自苏大海外汉学（中国文学）研究中心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