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教授指出，过去的晚清文学研究，通常被置于“世纪末”的语境下加以审视和阅读，但是，由于中国本身缺乏“世纪”的观念，所以，这种借鉴性的考察亦有其不甚适切的一面。为此，他权宜性地提出以帝制末的观念来审查晚清文学与文化，特别是1900到1910这十年间的小说创作。他试图指正，在一个老大帝国行将就木的时段，通俗文化如何具体地落实历史现实中的危机感和创伤感，而发展出一种现代史观。他特别考察了《老残游记》和《文明小史》这两部小说，并指出这两个几乎于同一时间(1903年)连载于《绣像小说》的文本，形塑了两类极不同叙事模式，前者是基于同声一“泣”的抒情小说，而后者则是喧哗与骚动的闹剧式小说。《老残游记》开篇以梦境叙述危机感受，又于8到10回借神怪叙事、杳不可闻的音乐形象，传递惜别、怀旧之情，在在是一番“the sense of an ending”(Frank Kermode语)的感受。与此不同，《文明小史》从“永顺乱子”、《芜湖日报》事件一路写来，中间亦庄亦谐地穿插时人对新政、科技和自然现象的种种滑稽、荒唐的言论，且还有两段极为漂亮的英文公文，这一系列混杂的写作和记录，显示了新政维新下，晚清众声喧哗的姿态，是接近《尤利西斯》式的“将日常生活的史诗化”的努力。李教授特别提醒，这种史诗与抒情的对话还可以迁延至科幻小说、侦探小说等文学种类，它们总是以某种自相矛盾的形态出现，以一种进步感和不安感构成叙事上的不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