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 11月20日下午两点，在苏州大学学术报告厅，第八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报告大会和闭幕式在我校顺利举行。大会报告阶段由河北师范大学的苏宝荣教授和复旦大学吴礼权教授共同主持，共有5位教授发言，每位发言不超过十分钟。

首先，厦门大学的苏新春教授带来研究成果“小学生字表反映的语义问题”。苏教授首先解释了在词汇学会议上为何要谈汉字的问题，是因为汉字与语义有关，间接与词汇有关。而在汉字方面有什么问题，首先就反映在小学生的生字表里。围绕字表问题，苏教授谈了三点。第一，小学生汉字教学上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即教多少汉字，教哪些汉字，先教什么候教什么。概括起来把它叫做字量、字种、字序。第二，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教学的字表是现代汉语常用字表，包括常用的3500字（小学六年学2500字，初中学1000字）。这些现行字表，包括2009年8月出台的通用规范字表，研制方法主要用频率统计法（汉字出现频率由高到低排序），并辅之以适用范围广狭分布法，将常用字按汉字使用频率，使用状态用累加覆盖率排出。这类制表是面向全社会的字表，是社会字表。但苏教授认为，供学生使用的学习型字表应反映学习心得过程的规律与特点。这里面的3500字应参照儿童认知特点与需求，以及小学生的学习心理，划分子集时要分三个学段（小学一、二年级为第一学段，三、四年级为第二学段，五、六年级为第三学段，）。由于学习型字表与常用字表承担的功能，研究的方法，使用的语料，面向的范围不同，两类表的字种必然应有一定不同。故小学生的学习认字表不能用一般的频率统计方法制表。第三，学习型字表目前已粗线条地解决了字种问题，仍要解决字序问题，即每个学段应学哪些字。由于各套教材的课文篇目与字表具体实施不同，故字序问题不好操作，学习型字表也不好推广。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学习型字表与通用字表应用不同方法制成。

上海师范大学的徐时仪教授提出“西学东渐与汉语词汇的演化探论”。徐教授认为文白演变既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它改变了我们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使古典文化转型为现代文化。汉语与异质语言的接触中有交流和碰撞，也有交融和认同，汉语正是在与不同语言文化的接触中不断充实完善的，语体上则渐由文言转型为白话。徐教授就明清至民国西学东渐时的语言接触与汉语词汇的演化作了详细探讨。第一，1840年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出于面向普通老百姓传教的需要，翻译《圣经》，发行传教读物，宣传教义和西方文化时多采用白话，而且带有欧化的特点，尝试改造汉语，推动汉语的变革。19世纪中后期一些留学生通过翻译引入西方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文学作品， “产生了一种新的白话文”。这些西学译著和翻译文学作品不仅创生、借鉴了外来的词汇和概念，而且还引进一些欧化的表达方式。第二，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了大量新词语，其中不少新词是由汉语古典词衍生而成的，历经了从古典义向现代义的转换，发生了词义变换。第三，明末清初至民国初年，随着西学的东渐，源自印欧语系各种语言的词汇、语法成分大规模引进，增加了大量源于外语的各类概念术语。就语言学而言，随着西学的东渐，也产生了音素、元音、辅音等一批新的术语，在某种意义上促成了词汇学和语法学这两门语言学分支学科的建立。第四，人类知识的拓展和语言的建构通常是同步进行的，知识的拓展首先要通过语言表现出来并凝结在语言中，反过来，凝结了先进知识的语言又是人类进一步获得知识的必要条件。语言接触的深层次是思想接触。因而可以说，明清至民国汉语与印欧语言的接触已开五四时期欧化白话的先声，在某种程度上奠定了产生五四白话文的基础，推动了古白话演变为现代汉语的进程。

接下来，来自南大的马清华教授绘形绘色地带来了《论叹词形义关系的原始性》，让大家听得意犹未尽。叹词作为语言学上最早出现的词类具有哲学与语言学研究的双重意义。叹词在形义关系上有着不同于其他词类的系统性的原始特征，比如说类语言性，生物性等。刚开始的叹词是生理理句，无语言系统可作为基础。叹词共分三种类型，即表情叹词、表态叹词、表义叹词。表情叹词基本产生于直接本能反射，包括喜怒哀惧；表态叹词包括蔑视、厌恶、痛斥等。如各国均用吐唾沫、喷气表示鄙视。又如2岁小孩用降调的“嗯”表肯定或放松感，用升调的“嗯”表撒娇。女性有时也模仿童语撒娇。间接非完全本能反射在高级表情叹词、表态叹词、低级表义叹词均有。这是一种无意识的感情联系，是一种建立在联想基础上的意识观念上的一种联系。例如，在众多语言中，应答叹词都源自肯定叹词。比如说甲喊乙，乙答“呃”。承诺叹词源自领悟叹词，如甲叫乙做某事，乙说“知道了”。物理层面的叹词包括拟声叹词与拟形叹词。其中拟形叹词如柱子用竖起嘴的U表示柱子的形状，用圆唇音表示圆的珠与碗。另外，语调分析模型此前主要用九宫调模，马教授研究用立体弹性的二进制方法建模，可以用来研究叹词的语调。马教授认为不同叹词的复合与复合方式形成了语言系统，应此要重视对叹词的研究。

而北京大学的孙玉文教授侧重性地讲了“汉语音变构词研究概述”。汉语音变构词隶属于汉语音韵学。音义学归到传统音韵训诂的训诂类不太合适，应作为汉语言四大学之一，提高其地位。今天，音韵学非常重要。因为语言学家研究的是语言符号，语言符号的本质是一个音义结合体。语言要从万事万物中分离出来，必须音义结合。要在语言系统中区分这个符号与那个符号，才能从事语言研究，这也需要音义结合。所以音义结合是整个语言研究的基石。孙教授研究音变构词（尤其是变调构词）已有许多年，把历史上从先秦到后代材料一一考证，完成了一本巨著的初稿。音变构词是利用语言当中音素的转化构造有意义，有联系的新词。主要有三类，包括变声构词，变韵构词，变调构词。举变声构词为例，比如“臭”古代时表“气味”读chòu,表“闻气味”读xiù。有不少词有两项及以上的变化，如食：shí;sì.这些都值得我们关注，对音韵作进一步研究。唐代学堂里用打点法训练规范学生的读音，这是很好的前车之鉴。专家们在搜集资料时，应坐在今天，一手向古人要，一手向洋人要。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从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远道而来的中文楚雄教授，从电影片名译名的角度看待中日同形词语，探讨其语义及文化色彩。由于中日悠久的文化交流，日语中使用大量汉语词汇，汉语中也借用了不少日文词汇，如：经济、企业、温度、丈夫、医生等。同形词语，有的意思没有什么差异，有的同中见异，而有的则意思完全不同。尤其是其词义与文化色彩会产生很大差异。以电影片名为例，如果原封不动地用同形词语直译电影片名，有时会产生误解或完全看不懂。其中，中国的人名，地名以及固有名词，除少数特别有名的以外，一般原封不动译是不好理解的。中日同形词语在电影片名中，只有少数意义相同，大部分意义不完全相同，有些意义完全不同。如“退学”在日本除有“因特殊原因离开学校”一义外，还有“学问没做到毕业的程度”一义，常作一种谦虚的表示。

作报告的唯一一位女教授是来自北京大学的朱彦教授，她以动词“赶”为个字，探究了多义体系之间连接类型及驱动意义的追感体系。动词“赶”，本义为“追”，以之为核心，衍生出“碰”、“尽可能快地前往”、“驱使”、“驱逐”等义项，又通过角色隐喻、转喻、同位类推、搭配成分的相互作用、关系倒置、框架添加等概念层、语义层、形式层的关系作用，衍生出更多涵义。由此推想并已证明了介词义与动词义与运动图示有关。词语搭配变了，词义也会发生变化。她指出了多义体系共时重建的可行性，并利用此结构研究词义的发展演变过程，会对研究产生莫大帮助。

茶歇30分钟后，闭幕式由核心组成员，来自澳门理工大学的周荐教授主持进行，他请各分会会长及主持人作了五分钟汇报。大家以简明的语句进行提要，指出这次大会成果无论老题新题都出新了，提出新的创见。做到三新，即材料新、方法新、观点新。大家以“心太软，很多人发言超时”与“心太硬”相互开着玩笑。来自山大的杨教授以“三心二意”（用心观察，倾心研究，精心准备，真诚的心意，新朋老友相见的情意）来总结。

闭幕式第二环节是由我校的曹炜教授作汇报。曹炜教授指出会议的三大特点，即提交论文质量非常高；大会学术报告很多；参会率很高，讨论非常充分。他的言辞情真意切，亲切朴实，博得在场专家及同学的掌声阵阵。

而后，周荐教授宣布，下一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将在“一山一水一圣人”的齐鲁文化熏陶下、享誉世界的山东大学举行，并相信第九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会和往届同样精彩。最后，他宣布，第八届全国汉语词汇学学术研讨会胜利闭幕！